为了全面应对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带来的新挑战，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自贸试验区战略（引进来）和“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我国正式开启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历史征程。自2013年以来，从顶层设计到项目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建设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文化宗教多元，地缘冲突不断，经贸风险居高不下，国际多个评级机构评估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风险整体上高于其他区域。走出去是看点，安全回来是难点。

　　四川大学王军杰教授在其专著《“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风险法律应对研究》中对带路沿线投资风险类别、防范策略、条约利用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详而言之，不同投资项目在沿线国家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概而有三，商业性风险、政治性风险及其他风险。商业性风险及其他风险的防范，主要依靠投资者自身的审慎和勤勉，而政治性风险的防范则主要依靠顶层设计，即政策与条约的完善，单凭投资者自身智慧难以有效防范。该书从投资者、国家两个层面，国内、国际两个维度，事前预防、事中审慎、事后救济三个阶段；从国内法到国际法，再到国际惯例，从投资者到国家，再到国际组织，尝试建构一个多维度、全方位的综合性风险防范框架。为投资者可能遭遇的风险提供了操作性强、切实有效的法律应对之策。

　　从投资者层面而言，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别，可选择不同的应对之策。对于征收征用、战争内乱、政府违约等政治性风险，应充分利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MIGA投资保险机制，选择适合投资项目的保险险种，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对于商业性风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准入之前，投资者需要做好投资筹划、风险评估、国际仲裁选择以及熟知东道国法律政策的准备。投资运营阶段，在产品质量、公司管理、劳动用工、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维权、安保等方面，做到依规经营，依法行事。撤出阶段，须依法注销经营实体、依法汇出投资及收益、合理选择纠纷解决途径等。

　　从国家层面而言，重点是加大沿线投资保险的支持力度，完善沿线BIT条约，激活与MIGA的业务合作模式等。为此，该书从“一带一路”风险防范和国际治理的视角，提出了“一带一路规则驱动”理论。首先，国际经贸与国际治理演进的基本经验是不断地从“政治驱动”迈向“规则驱动”。“一带一路”倡议始于政治驱动，但走出去是看点，安全回来是难点，降低投资风险的关键途径是实现条约的规则治理，推动“一带一路”转向“规则驱动”。其次，就制度经济学理论而言，条约规则治理可以大大降低制度成本，消除由于政府更迭而引发的不确定性，进而营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经贸环境。最后，实现“一带一路”规则驱动的关键在于形成科学、严密、完善的条约法律体系。须全面修订沿线50多个BIT条约、50余个税收条约，以及司法互助等双边条约，并尽快实现65个国家双边条约的全覆盖。尽快完成沿线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则、RECP、FTA等多边条约的签署与实施。最终形成“双边+多边”双层次条约规则体系，实现“一带一路”风险防范和区域治理的法治化，为我国在带路沿线的投资者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简介：

　　王军杰，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法学院国际投资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法学会“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学法”授课专家。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省自贸办、成都市自贸办、青白江片区和川南临港片区咨委会成员。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涉外中心执行主任，曾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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