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区欧洲中心
宽窄巷子让“老成都”充满新活力
这个五一，让“后浪”这个词火了。节后成都东部新区挂牌仪式上，原中国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晓江也“潮”了一把，他微笑而言：这就是为“后浪”所规划的一个新城。
更早一些时候，《南风窗》策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专题，其中一篇文章标题很带感：“成都，当下中国的青春期”。
这三年来，成都在城市的顶层设计上有很多理念创新，让整座城市充满关于未来的想象，朝气蓬勃，拔节生长。
城市发展进入中盘阶段，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城市难题”：发达的地区不够宜居，宜居的地方又不够发达。
解决成长的烦恼和痛苦，成都正从顶层设计予以破题。三年前，成都先后成立两个新机构：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和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这两个在全国前所未见的机构，其实是一个配套，前者聚焦动能转换，后者则是动能转换的治理匹配。
两个机构，共同指向城市的转型，在城市动能转换和治理的革命性变化中，寻求生产和生活的平衡，求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终极命题。
新经济委·生产·动力源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对新经济“场景理论”的一次淬炼。
2020年2月10日，成都新经济发展战略走进世界聚光灯下。
这一天，正在阿布扎比举办的第10届世界城市论坛分论坛，推出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科技创新驱动未来城市：新经济与共享城市繁荣》特刊，特别推介了成都和英国牛津郡推动新经济、新治理的创新探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些激动，他希望两三年后再来总结成都经验并向全国其他城市推广，以“帮助我们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的机会，并且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新经济委的成立为标识，成都与新经济深度拥抱迄今已有三年。
2017年11月，成都发布“新经济宣言”，提出要成为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打造“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
彼时，距离“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刚刚过去一年，各地城市还少见“新经济”提法，拥有阿里巴巴的杭州，打出的是“数字经济”旗帜。
成都宣言，无疑是打开新经济新动能通道的第一声“芝麻开门”。
2020年5月2日，财新智库和BBD联合发布“中国新经济指数”4月数据。当月，中国新经济指数为32.1，相当于占整个经济投入的32.1%。就此现象，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让新经济成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此时，“新经济”已经成为特殊时期中国城市的大合唱。作为领唱者，上述4月数据中，成都新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四。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对成都新经济的一次淬炼。作为城市重要的战略布局，成都的新经济发展指向则穿越疫情，抵达更远的未来。
在成都看来，“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是应该整体理解的一句话，不能拆分。这种整体感是解读成都新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的终极密码，其关键，就是发现和打造城市新的动力源。
近20年来，“塌陷论”“衰退论”以及“××向何处去”之类城市诘问不绝于耳。城市观察家们忧心忡忡的“天问”，投射城市发展困境：传统的动力机制不再发挥作用，而新的动力机制尚未形成。
作为一名城市追赶者，成都实现后发先至、后发超越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势，率先改变城市传统的发展动力，创造面向未来的内在新动能。站在全球动力转型这样一个大历史阶段，成都发现了未来新经济，并紧紧抓住了。
2020年4月16日，作为西南科创板第一股，成都先导敲响了上市钟声。在先导上市钟声与“芝麻开门”之间，一组数据很亮眼：新经济企业从12.7万家到35万家，独角兽企业从0家到6家，截至2019年底新经济营业收入实现48%的增长，新经济活力指数、新职业人群规模均居全国第三。
仅从GDP的视角，尚不足以概括成都新经济战略布局的所有价值。
三年来，成都从零起步，构建了新经济发展的一套政策体系，一套理论逻辑，一套场景构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对成都率先提出的“场景理论”评价很高。他认为，场景驱动模式是新经济驱动因素的一种变革。新经济正在催生“人本消费社会”，“其本质是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经济’相匹配的新型社会形态。”而成都作为场景先行者，正在构建新的“经济-社会范式”。
佐证这一观点的，是4月29日天府绿道上举办的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线上线下同步发布了100个新场景和100个新产品。现场，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周洪表示，“公园城市是成都最大的新经济场景”。
这一城市级场景，正在催生新的“经济-社会范式”，其最大逻辑，就是生产、生活、生态的高度和谐统一。
三年蝶变，新经济不仅是成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推动者，也成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创造者、高效能治理的有力参与者。
疫情中的成都，“韧性社区”留驻了三千年最美城市烟火气。
社治委·生活·新场景
与新经济委几乎同时成立的社治委，同样是一个全新的机构。
2019年11月，一场名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的高端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坦言，“成都的实践经验，可以通过理论凝练为具有全国推广价值的成都模板。”在他眼里，成都在城市治理体系中的重大创新，就是建立市级和区级两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很快，这一判断被突如其来的疫情验证。
一个突出的指征，就是仅仅一个晚上的动员，社区排查就在成都全市4357个城乡社区全面铺开。
在很多城市，六七个社区工作人员管控六七十户甚至六七百户家庭是一个常态。成都常住人口1680万，投入的社区防控力量是48万，相当于一个社区工作人员管控35个社区居民。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让人震撼于成都社区治理能力的强大。很简单，没有三年积累的社区发展治理势能，门，不是那么容易敲开的，而48万人的基层队伍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召之即来。
依靠社区力量，成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对疫情的有效把控，也在最快的时间内实现了有序复工复产。这种“受挫后迅速恢复原状”的能力，体现出成都社区的强大韧性。
一手牵着生产，一手牵着生活，韧性社区守护了成都城市的烟火气。
疫情期间，曾有人做了一项有趣的统计。用“疫情”加上“宽窄巷子”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能找到相关结果约4320，000个。可见，对成都烟火气的怀念，不只成都人。
将视线拉回三年前，据成都有关负责人介绍，社治委成立的初衷，就是提高城市的治理水平，巩固成都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留驻成都三千年最美城市烟火气，回归“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近年来，“逃离北上广”成为一种现象。城市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创造了更丰富的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产和生活之间的不平衡，“逃离”和“吸引”成为超大城市发展的一个悖论。
成都的社区发展治理专注“生活”，强调发展与治理的有机结合，就是试图破解这一悖论。
2019年10月，成都正式发布《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年）》，对社区的空间规模、人口规模以及就业渠道作出系统设计，把“人城产”逻辑的触角深入到社区。
同年12月，成都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大会传出消息，未来将塑造八大重要消费场景，其中最新鲜出炉的，是社区邻里生活场景。
在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朱直君看来，“场景是具有文化价值的消费实践活动符号的城市空间”。成都把场景营造作为社区发展治理的未来方向，用“千人千面”的社区新场景，吸引不同人群前往活动和消费，让“老地方”充满新活力，也让生产与生活浑然一体，使社区拥有烟火气、生活味、归属感。
浣花溪社区，盛唐诗词文明之路以年代为时序展现盛唐时期大事件，历史文脉可观赏、可感知；宽窄巷子社区，传统市井民俗集中展示，生动的“老成都”回忆激发了空间活力，提升了业态价值；玉林路社区则在玉林北路“小酒馆”之外，又打造了玉林四巷的“爱转角”手绘墙，一个个人们熟知的文化符号在墙上栩栩如生，使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营城理念也在社区渗透和浸润。
2020年5月7日，大疫过后成都一次重要的会议召开，主题为“凝聚社区发展治理新优势 激发办赛营城新动能”。如果不了解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生活”思路，可能很难理解“办赛”和“营城”这样的城市宏大叙事居然会着落在小小的社区。
在成都看来，社区，就是营城理念最关键的那个“点”。没有社区的生产生活平衡，就无法达到整个城市层面的生产生活平衡。
一种理念上的筑城，深刻呈现成都以新理念为指引的惯性突围。
新机构·顶层设计·城市未来
如果将新经济委与市委社治委视为当下成都的一个切片，那么，从中完全可以探知一个面向未来的城市战略大棋局，发现一个大历史观下的城市坐标。
透过这两个全新机构，成都对于解决城市生长期的烦恼，对于解决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顶层思考，逻辑很清晰，简单来说，就是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实现空间布局的回归，探索生产生活生态平衡的新城市发展模式，以社区为基础，重建与发展匹配的新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经济为切口，重构动力体系，形成足以支撑城市未来行进的增长极和动力源。
村上春树曾说：“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
无论是新经济委还是市委社治委，实际上在设置之初都有所争议，这种争议，深刻投射发展惯性、治理惯性，也深刻呈现成都以新理念为指引的惯性突围。
价值总是被追认。短短三年，无论是新经济委还是社治委，都成为成都营城理念“人城产”大逻辑下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成都通往未来的加油站。
有人说，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犹如进入无人区，是一项开创性的城市实践。事实上，无论是东进，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建设，还是新经济委和市委社治委的设置，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些围绕成都城市新坐标的顶层设计，是一种理念上的筑城，正在从里到外改变成都。
延续“列备五都、扬一益二”的历史辉煌，挟公园城市建设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机遇之势，成都正努力重回世界最先进的城市体系。
这是一个“关键窗口期”，把握住了，就能打通城市未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琴
